“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

2009年12月12日至13日，“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英东学术会堂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世界哲学》编辑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协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开幕式由杨耕教授主持，韩震副校长向大会致辞。韩震副校长指出，传统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重大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原来发生于各民族国家内部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已呈现出新的形式，这里既有在现代化基础上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复兴，也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传统相遇后所形成的新传统，还有伴随着文化传统的差异与现实利益的对立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的冲突。

在接下来的主会场和分会场，学者们围绕“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普遍主义” 、“走向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精神家园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中国道路的哲学反思”等重要议题展开热烈的研讨。

（一）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普遍主义

与会学者围绕普世价值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讨。陈来教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思想发展为“多元的普遍性”观念，并以此作为处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基本原则。沈湘平副教授认为，在公共性的视野里，普世价值可区分为作为底线的普世价值、现实发现的普世价值和远未生成的普世价值三个层面。无论对于哪一个层面的普世价值，都必须坚持公共性的原则。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柯提斯?卡特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虽然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但中国文化不会完全按照西方的规则发展，而是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持续的创新，以追求和谐为最高目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打破了多样性文化和文明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然而，在跨文化对话和交流中，往往会产生对异质文化和文明的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误解。欧阳康教授认为，为了克服文化交往中的这种 “文化围城”现象，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悖论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具体表现。通过综合创新和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如何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跨文化对话，成为当今世界必须积极应对的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卜松山教授认为，跨文化对话作为融解国际领域中潜存冲突的一种方式，需要对话的双方增强彼此的理解，从而达到双方视阈的交叠与融合。廖申白教授以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例，对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基于实践的可能的普遍性和德性的心灵的可能的普遍性，东西方文化完全可以寻求共同的德性普遍性。

（三）精神家园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阐释，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问题。欧阳康教授认为，让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既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功能和价值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充实、改进和提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并在显性的指导思想层面和隐性的潜意识层面上共同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就是确立其在绝大多数成员中适当的认同地位，使之作为一种精神支柱、价值内核、理想信念、科学方法等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张曙光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营造方面，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既是思想理论问题，又直接涉及民族文化的复兴问题，还关系到民族认同、精神家园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代表着“现代”，孔夫子则代表着“传统”，马克思与孔夫子在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意味着现代与传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

（四）中国当代启蒙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哲学反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性意义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邓晓芒教授认为，启蒙仍然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尚未完成的任务，当代中国思想界必须消除启蒙话语的历史性错位，不要把“启蒙运动”等同于启蒙本身。中国当代启蒙必须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以“理性”对抗“天理”、以“人权”重建“自由”。万俊人教授认为，传统儒学有道德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在现代社会，道德儒学在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未经任何改造的“政治儒学”远不能成为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立论根据，新共和主义或许可以作为重塑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选择。

虽然中国的启蒙尚待继续推进和深化，但中国的和平主义崛起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吴晓明教授认为，虽然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有着最切近的联系，但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靠扩张和霸权实现的。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必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当然，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还处于历史的生成过程，它应该被理解为一项被付诸实践的历史任务和一种对中华民族之发展能力的历史考验。尤西林对以“生产”原则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进行了哲学的反思。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要求中国建立作为传统与现代化的正―反辩证合题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形态。中国在保持强大经济基础的同时，必须走向以人民幸福与生活意义为中心而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竞争为背景的国家强盛模式。在未来社会，以“生活哲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将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获得新生。

与会学者还围绕“科学、信仰、理性及其对话”、“哲学与伦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生活”、“儒学的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热烈的研讨。通过次国际研讨会，中外学者们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并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性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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